1.中國學習馬賽羅德四先生，中美可成為“功能性伙伴”
2016年是1991年蘇聯解體25年以來最為混亂的一年，發生了許多意外之事，專家的預測都錯了，出現了“特朗普現象”。特朗普是一個非職業政治家，歐洲目前面臨恐怖襲擊和難民的雙重壓力，土耳其政變，英國脫歐，巴西政府混亂，這些亂象背后的首要原因就是世界經濟衰落，缺乏合作意愿。
第二個原因是大國間的關系疏離，俄羅斯由于烏克蘭危機、敘利亞問題，與歐美國家有些芥蒂。中國由于東海、南海問題，與日本、美國關系冷淡。大國間的疏離關系直接影響國際合作的質量，而國際合作的關鍵就在于大國合作，小國合作的意義并不大。
第三個原因是恐怖威脅。這三大原因，經濟、大國關系、恐怖威脅是導致當今世界亂象的直接原因，更深層次的原因其實是以美國為核心的“一超多強”的世界秩序出現了問題。
2.特朗普執政后或和四類國家發生矛盾：盟國、鄰國、貿易國、伊斯蘭國家
世界上有三個特朗普，一個是作為商人的特朗普，一個是作為競選人的特朗普，還有一個是侯任總統的特朗普。他為什么能勝出呢？因為他非常有意識地選擇了美國裂痕的一邊，哪一邊？三個一邊。第一，迎合中下階層，以反體制的面目公開抨擊現有體制內的利益集團；第二，迎合右翼。第三，迎合白人種族主義。
從政治策略上看，這是非常聰明的方式，因為這三類人群都是多數群體。由于社會分裂，其中一派的憤怒情緒非常強大，而這一派的人數眾多。所以，特朗普先生的歷史定位應該是一個“造反派英雄”，而不是“革命領袖”。他不可能會給美國體制帶來變化。
但他會對三種人發起沖擊。
第一，對美國體制內的精英層和既得利益集團發起沖擊。
第二，對美國的盟友體系發起沖擊。當今世界大約有六十幾個國家屬于美國的盟友，這些國家的戰略建立在美國的保護之下。如果美國現在表示，拒絕保護盟友國，讓他們自求多福，在這種情況下，這些盟友國的定位就會出現問題。
第三，對美國過去主導的全球化過程產生沖擊。因為特朗普先生追求美國第一，經濟優先，而不是世界第一。
對于世界格局，根據過去一年多特朗普的表述來看，我預測，在他執政之后，很有可能與四類國家產生矛盾。
第一是盟國，因為他希望盟國承擔更多的安全成本，目前，特朗普已要求日、韓出具美國的駐軍費用；
第二是鄰國，特朗普向美國老百姓承諾拒絕接收非法移民，為此，他計劃建立“美國版的長城”，這對墨西哥等拉美國家而言是一種羞辱；
第三是伊斯蘭國家，由于他口無遮攔，曾堅決表態反對穆斯林移民美國，這必定會與56個伊斯蘭合作國家組織的人民產生矛盾；
第四是貿易伙伴國，包括中國、日本、韓國、德國。所以，據此來看，其實中國所遭受的沖擊并不在首列。日本比較緊張，作為盟國且是貿易伙伴，會產生兩次矛盾；墨西哥最倒霉，作為盟國、鄰國、貿易伙伴國，與美國存在三次矛盾。
3.中美關系或是機遇：戰略壓力減少，經貿壓力增大，需要預為之謀
因此，特朗普上臺對中國的沖擊非常有限，因為中國在美國體系以外，且13億人自成體系，所以中國人可以淡定。
但對中美關系還是會有影響。特朗普會將他的商業特性融入執政理念，尤為重視經濟利益，“ Money money go my home”是他的特色，就是把你的錢變成我的錢。
他現在對中國有些意見，認為中國人賺了他的錢，搶了他的工作，所以我估計他上任后，中國的經貿壓力必定會增加，對此，我們需做好準備，預為之謀，不排除半年后，他命令財政部假借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的理由，提高中國輸美產品的關稅。
但另一方面，特朗普先生對海外推廣民主的影響，肯定弱于希拉里·克林頓女士，克林頓女士曾擔任奧巴馬總統的國務卿，設計了著名的“回歸亞洲政策”，英文表述為Rebalancing Asia（亞太再平衡），這個詞其實是貶義的，從戰略學的角度來看，它暗示了中國是麻煩制造者。
其以亞洲Balance system（平衡系統）為前提，它提出，正是由于中國的崛起打破了平衡，而美國作為世界領導者，肩負恢復平衡的義務。這一理論為美國的回歸亞洲政策提供了合法性，從這一方面看，我們中國應當向其學習。
美國能把壞事說成好事，明明是他在亞洲攪局，使得亞洲地區烽煙四起，卻把我們定義成一個搗蛋者，而他則是秩序恢復者。在話語權的爭奪方面，美國很有競爭力。
15日，中國海軍救生船在南海有關海域發現不明裝置。為防止該裝置對過往船舶航行安全和人員安全產生危害，中方救生船采取專業和負責任態度，對該裝置識別查證。經核查，該裝置為美方無人潛航器。圖為美國無人潛航器同型產品
坦率地說，中國這幾年還是有點難受的。因為與周邊國家產生了許多矛盾。原本東海局勢非常平靜，中日韓貿易區的談判也在計劃之中，但美國一回歸，日本右翼開始挑釁釣魚島，中日韓談判至少在這幾年有所停滯，未來會否徹底臨床死亡？我不清楚。如果克林頓女士當選總統，她一定會繼續阻礙三國談判，這對我們的戰略發展非常不利。特朗普先生主觀上并不那么重視亞洲，這或許是我們的機遇。
所以，我的結論是，特朗普執政后，中美關系會有些變化，但時間較短，變化有限。具體而言，我們的戰略壓力會減少，經濟壓力會增大，但中國經濟力量相對較強，也更擅長處理經濟摩擦。因此，中國應當保持淡定。
4.不同于美國19-20世紀的對手，中國的“工業化”促使中美力量均衡化提速
想要理解今后中美關系的發展，必須正視一個現實，即中美力量的均衡速度比想象得更快，因為中國崛起的背后是中國實現了工業化。我認為，當今世界最偉大的事實之一，就是中國實現了工業化。坦率地說，絕大部分知識界人士忽略了這點。制造業是全部現代文明的力量來源，具備強大的制造業一定也具備強大的軍事力量，而具備強大的軍事力量才有資格成為世界的領導者。
1949年以前的中國處于農業文明階段，1949年新中國成立，這一年將被歷史銘記為中國工業文明的起點。中國每30年完成的工業化成果，大致相當于歐洲100年達到的水平。至2016年底，中國已經擁有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工業。今天的中國已經立于不敗之地了。
美國在20世紀曾面臨三個對手，先后是德國、蘇聯和日本，這三個國家在他們最輝煌之時，制造業總量是美國的70%，但始終無法超越美國，最后淪為“老二”。中國2010年制造業總量悄無聲息地超過了美國，同年，發電量也超過美國。多年后再回顧過去，2010年必定是一個轉折點。我們知識界、理論界的多數人其實還生活在農業文明時代，所以我們的理論落后于實踐，無法解釋實踐，甚至經常拖后腿。
截止到今天，中國制造業的結構相對落后，附加值較低。這樣的情境下，2015年中國制造業總產值是美國的150%，這意味著什么？意味著生產量是個天文數字。在人類工業文明史上，沒有任何國家的年度鋼產量能夠達到2億噸，歷史上最高年度產量是斯大林時代的蘇聯1.8億噸，但中國的鋼產量是3.8億噸。
除了低端工業，我們也有高端工業，高速計算機在世界500強范圍的最新排位，是與美國并列第一，均為171臺。不僅在數量上與美國齊名，關鍵是我們的“天河二號”連續六次排名第一，今年上半年落后至第二名，取代它的是另一臺中國超級計算機“神威”。但在2001年參與500強評選時，中國竟落榜了。因為中國最好的計算機也未達到及格線 。
另外，中國產業體系最具完整性，從火柴到火箭的制造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，世界上只有中國具備這個能力，體系的完整性就是力量。第三，中國的學習能力世界第一。這反映在兩方面，一是逆向工程能力特別強，二是從經濟學角度看，善于利用后發優勢。中國工業的體量大、體系完整、學習能力強，這三點我認為是成功的。
當然，展望未來我們中國不能滿足于此，還須要不斷創新�，F在網民都稱克強總理為“超級推銷員”，他推銷三樣東西：高鐵、特高壓、第三代核電。我們已經給英國建造了一個欣克利核電站，未來還要給英國建造高鐵。
2015年10月21日下午，中國廣核集團和法國電力集團(EDF) 正式簽訂了英國新建核電項目的投資協議，中廣核牽頭的中方聯合體將與EDF共同投資興建英國欣克利角C核電項目
綜上所述，其實中美之間力量的均衡速度比我們想象得更快，對美國形成了挑戰，坦率地說它不適應。這是未來中美關系最大的麻煩。雖然麻煩，我們還是需要努力穩定中美關系，必須承認，美國是過去500年諸多西方列強中相對優秀的國家，軟硬實力都較強，確實值得尊敬。
5.跳出“修昔底德陷阱”的三個理由：新選手、新背景、新國際體系
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老教授格瑞哈姆·埃里森堅持認為，中美關系已經陷入修昔底德的陷阱了，他的研究告訴我們，近代史上16次權力轉移，有13次都是通過戰爭的方式，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必有一戰。2014年1月《世界郵報》創刊號刊登了對習近平主席的專訪，他說道，“強國只能追求霸權的主張，不適用于中國，中國沒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。”隨后，他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主張。
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認為，一個大國的崛起往往伴隨著一場與原有大國之間你死我活的戰爭。雅典和斯巴達的戰爭之所以最終變得不可避免，就是因為雅典實力的增長，以及這種增長在斯巴達所引起的恐懼。這就是人們一直擔憂的“修昔底德陷阱”
新型大國關系由三個要素組成，第一不沖突、不對抗，這是底線。第二相互尊重，第三合作共贏。美國接受第一點。但不接受第二點，美國人認為他是上帝的寵兒，公開地在報紙上宣稱，“你要平等待遇？It is not only a mistake，it is a crime（要平等待遇不僅是錯誤的，而且是罪行），”這是很荒唐的一件事。對于第三點合作共贏，在有些方面雙方可以合作，并且實現共贏，例如防止氣侯變化、打擊恐怖主義、打擊海盜、遏止跨境犯罪等。
有沒有可能跳出來？我個人比較樂觀。有三方面理由。
第一，老游戲、新選手。一看就是老游戲，但是選手卻是新的。中美兩個國家不同一般，首先體量大，均是超大型國家，具備核武器。物理上必須和平共存。
其次，兩個國家都是文明型國家，但不是標準的民族國家（Nation—State），民族國家血緣比較單純，而這兩個國家都是多元化血緣，非常復雜，只能依靠文明認同聚集在一起，寬容度比一般的民族國家更大。以前美國的對手是德國、蘇聯與日本，他們都學習西方“打拳擊”式的正面對抗方式，而中國采取“打太極”式的溫和對抗方式，張弛有度，以柔克剛，你生氣時我不做聲，你心情好時，我罵罵你，美國沒碰到過這種對手。
第三，雙方的文化存在許多共性，都是世俗主義國家：中國是“王侯將相，寧有種乎？”“朝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，皇帝輪流做，明年到我家”。美國也一樣，個人主義是美國的立國哲學，崇尚實用主義，非常靈活，換個說法，兩國都不是一根筋。
第二，老游戲、新背景。首先，我們都是核武器國家，不能開戰。其次，處在全球化時代，各國聯系密切，我們利用美國體系的公共產品，比如自由市場、國際投資、國際技術、品牌、市場渠道，獲得了發展機遇，這對美國也有益處，因為中國的加入使得美國的領導地位更加穩固，若是真的惹怒了中國，中國可以將世界上所有的窮困國家都組織起來。中國是天然的“丐幫幫主”。
第三，這一百多年來，國際社會、國際體系有所進步。一方面，聯合國、國際法比以前更加剛性。另一方面，美國主導的20世紀國家關系，比歐洲主導的18、19世紀國家關系更加文明。以前，大國的崛起，必定要通過欺負周邊國家，將他們變成殖民地；而現在則通過高品質的產品占領國際市場，這是進步。
因此，中美之間未來的矛盾雖然較多，戰略猜疑也較重，新問題也會較多。但妥善處理三方面關系，發揮歷史遺產的作用，充分利用當代新資源，中美跳出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。
6.功能性關系伙伴：中國替美國分擔一些責任，美國同中國分享一些權力
馬丁·雅克撰寫的《當中國統治世界》，開篇就提到，中國文化具有現代性，理性治國、世俗主義、實用主義、物質主義都是現代性的內容。所以我們的現代性，是孔圣人在2500多年前就已為我們確定下來的，西方人沒有這個福氣。西方人經歷了一千多年的黑暗時代，后來開展了啟蒙運動，出現了康德這一人物，被稱為“歐洲的孔子”，他完成了孔子同樣的功能�？档赂嬖V大家“上帝歸上帝，世俗歸世俗”，作為世俗的人就應將世俗過好。從功能的角度看，孔夫子2500多年前就已完成。
我建議學習西方四個方面的內容，而且按順序排列：第一要學“馬先生”，Market economy ，就是市場經濟。鄧小平先生已經指出正確方向，現在中國人玩得特別好。第二要學“賽先生”（科學），第三是“羅先生”，就是Rule of law，就是法治，要依法治國，這是現代國家治理的關鍵。第四個才是“德先生”（民主）。
美國著名戰略家基辛格先生在2013年出版了一書，名為《On China》（《論中國》），他最后說道，中美要Coevolution（相互演進），這是很好的態度。因為美國原本是以自我為中心，要求別國向他演進，基辛格先生竟然說對中國不能這樣，兩國得相互演進，這是很了不起的。
具體怎么演進，我有兩個方案：我們要幫美國分擔一些責任，美國必須同我們分享一些權力，如果美國懷抱這種新的態度，然后雙方按照“兩個分擔”的做法，我認為，中美最后會形成一種“功能性伙伴”的關系，英文表述為Functional partnership。功能性伙伴與美日關系不同，美日關系稱為“制度性伙伴”，就是受法律約束必須合作。而中美關系不然，功能性伙伴具有兩個要點，第一我們在很多具體的議題上合作，第二，我們有對話機制，能把分歧控制住，然后在一部分議題上進行合作，加起來就是功能性伙伴，這是可以做到的。而且對中國與美國均有利，可能對世界也有利。如果中美之間真的成為日美那樣的關系，聯手統治天下，坦率來說，對其他國家非常不利，因為中美兩國過于厲害，使得別國的發展空間非常狹小。
我最后的結論是，面對中國新的國力發展，我們必須承認它會帶來一些麻煩。包括戰略上的不信任，以及一些新問題。但是，如果我們應對得當，跳出“修昔底德陷阱”，構建相對平等的新型伙伴關系，也就是功能性伙伴關系，可能性還是非常大的。這既是我的判斷，也是我的期待。
